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玻璃和生命，看起来属于两个毫不相关的世界。但科学的发展往往不是沿着单一学科向前推进，而是在不同领域之间不断碰撞、交汇。随着结构生物学的发展，科学家开始借鉴研究晶体和分子的方法研究核酸，并在1953年提出DNA双螺旋结构。此后的几十年里，DNA不仅是遗传信息的载体，也成为可测量的物理对象、可编程的分子系统，甚至为信息存储和计算编码提供灵感。一项基础研究，就这样从生命科学不断延伸，长出材料科学、物理学、纳米技术、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分支。

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顾天安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，通过文献计量研究能够看出，近年来基础研究领域国际合作论文占比整体呈上升趋势。比较典型的是欧洲，新增论文大部分来自跨国合作。科学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持续强化跨国合作网络，根源在于基础研究具有开放性、可验证性和累积性。基础研究成果需要在同行评议、共同体检验和后续研究验证中获得承认，这使知识生产难以局限于单一国家内部，而是不断推动理论、方法、数据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流动，形成跨国协作的知识生产体系。

顾天安表示，从全球范围看，持续保持基础研究高投入的国家，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创新型经济体。这些国家大多形成了政府稳定支持、企业研发投入、公益基金和社会资本补充参与的多元投入结构。在政府发挥基础研究投入主导作用的同时，也需要更好发挥市场主体、社会资本和公益基金等多元力量的支持作用，逐步形成稳定支持与竞争性资助相结合、基础性投入与接续性投入相衔接的多元投入体系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美国布局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投入的时间，远早于人工智能在近年成为研究热点。相反，美国对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投入已经长逾40年。2020年代之后，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资助金额超过此前40年投入总和的两倍以上。此外，美国在量子信息、网络安全、半导体微电子等领域的基础学科投入也在快速增长，显现出美国正围绕下一代通用技术提前展开布局。